“特殊信使”传奇历程
他昔为杨虎城之智囊，宋子文之信赖，亦曾受周恩来之款待。
身为西安事变发生之际的特殊人质，十八年后，他发表的《热风》一文，在海峡两岸掀起了巨浪。此人便是被誉为“特殊信使”的郭增恺。
1989年7月2日，经历了87个春秋，一生充满神秘色彩的郭增恺在北京辞别了人世。也就在此三年前，中国共产党吸收了这位与之共同奋斗半个多世纪的爱国者，使这位早在50年前被国民党军统以“共党嫌疑”秘密在西安逮捕的郭增恺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
01、《活路》事件
“你系地方人士，想必有应对之策。”杨虎城随即指示十七路军军需处负责此事，并再三叮嘱处长王惟之务必严守机密。当时，十七路军军需处拥有一台铅印机及一批印刷工人，能够在秘密环境下完成印刷装订工作，地点位于西安新城十七路军总部。在王惟之的亲自监督下，数夜之内便印制了8000册。王惟之先将这些书籍用自家的汽车运回家中，隔日傍晚又利用申伯纯的汽车将书籍送至高崇民家中，由高崇民秘密分发至东北军前线的部队。在此期间，杨虎城派遣崔孟博携带2000册书籍前往宜川，交付给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由其分发给十七路军在陕北前线的部队。然而，印刷厂中有两名工人被国民党特务收买，他们偷偷复制了一份校对清样，并将其交给了“剿总”情报处处长江雄风（蒋介石的特务）。江雄风奖励了这两名告密者，并迅速将此事报告给了蒋介石在西安的亲信——“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晏道刚召集蒋系特务头子江雄风、马志超、曾扩情等人开会研讨。经过一番深入探讨，他们认为这份小册子既是在十七路军印刷厂印制的，那么编纂者很可能是十七路军系统的人员；然而，小册子的内容和语气却又颇似东北人所为，且宣传目标多处明确指向东北军。经过一番推测，最终将目标锁定在十七路军参议郭增恺（郭当时兼任宋子文经济委员会驻西北特派专员）身上。郭增恺不久前曾向阎锡山发出密电，敦促其实践前约，适时联合韩宋组织华北抗日同盟，而这封密电恰被特务们截获。经蒋介石批准，特务们随即秘密逮捕了郭增恺，并将其押送至南京，关押于宪兵司令部。直至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子文抵达陕西，才将郭增恺带回西安。
当郭增恺悄然遭秘密拘捕之际，杨虎城尚浑然不觉。待他闻悉此讯，人已远赴陕西之外。晏道刚在逮捕郭增恺之后，随即约请杨虎城至“剿总”，对其言道：“何敬之（何应钦）在江西执行剿共任务时，其随从之中混入了共产党人，将军事机密窃送至红军，致使何应钦遭受重大损失。你当对你身边的人保持警惕。”杨虎城听闻此言，推测《活路》印刷之失误或许与此有关，加之得知郭增恺被捕的消息，心中生疑，便下令军需处与军法处火速查明泄密之人。经一番调查，终于锁定了那两名向特务告密的工人，随即予以拘押，令特务失去了证人。而郭增恺则被以“共党嫌疑”之名，秘密囚禁于南京军统的监狱之中。
郭增恺此时是什么人物？
02、杨虎城部属 宋子文近臣
郭增恺，1902年诞生于河北省安次县的一户农家，自幼丧父，成为了遗腹子。他早年便在北平师范学校求学。在五四运动爆发前，便已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志同道合的青年结识，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他毅然投身于五四运动的洪流之中。在示威游行中，他不幸被捕并被拘禁，尽管最终获释，但学籍也因此丢失。于是，在1920年，他加入了李大钊先生创办的“工读互助团”，继续不懈地追求知识。在“工读互助团”期间，他不仅为上海《国民日报》的副刊撰稿以赚取生计，还在北京大学旁听了哲学系和中文系的课程。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提出了“真爱民，不扰民”的治军口号。郭增恺被这口号所感动，毅然投笔从戎，先后担任过西北通讯社社长和冯玉祥的秘书。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东北国土迅速沦丧。东北人民不堪欺压，自发地开展起秘密抗日救亡活动。当时这些地下组织十分渴望得到内地的支持，他们认为冯玉祥将军是爱国的，就与冯玉祥联系，要求冯派人到东北实地考察并领导他们。冯玉祥遂派郭增恺作为他的代表去东北。
肩负冯玉祥的重托及内地民众为东北抗日组织筹集的珍贵资金（金条），郭增恺踏上征程。然而，他的行踪不幸被北平的日本特务侦知，并迅速通报给了大连的宪兵。因此，郭增恺一抵达大连便遭到了日本宪兵的逮捕。尽管日本人对这位携带金条的青年充满疑虑，却苦寻无果，最终只能将其驱逐出东北。
东北之旅虽以挫折告终，但郭增恺却深刻体会到了亡国奴的苦楚，这更加强了他抗日救国的决心。冯玉祥当时对他说：“我如今名存实亡，你跟在我身边也难以施展才华，实现你的政治理想。这样吧，我将你推荐至陕西杨虎城麾下，或许在那里，你能够成就一番伟业。”
1933年，郭增恺怀揣着冯玉祥的亲笔推荐信，踏上了前往当时尚且贫瘠落后的陕西的路途，以寻求杨虎城的庇护。那时的杨虎城，身为陕西省主席、西北绥靖公署主任以及十七路军总指挥，正积极吸纳各类人才，满怀热忱地推动陕西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力图将这片土地打造为全国抗日的坚强后盾。他对郭增恺尤为器重，随即任命他为西北绥靖公署的参议。这固然得益于冯玉祥的举荐，但更关键的是杨虎城急需像郭增恺这样兼具学识与经验的人才加入其麾下。为了深入了解郭增恺，杨虎城不遗余力地为他创造接触的机会。有一次，他乘坐小型飞机前往陕南进行视察，尽管飞机仅能容纳三人，杨虎城却特意留下了自己的秘书，而携郭增恺及一名副官一同前往。他们在陕南的活动历时约两个月，期间不仅视察了汉中各县，还抵达了安康，再从安康返回西安。途中，他们乘坐的小飞机穿越了秦岭，历经艰辛。
“我与宋子文素无瓜葛，杨将军却认为宋子文在南京政府中是英美派系的代表，相较于亲日派更为开明，且与蒋介石有亲戚之谊。杨将军目光长远，与宋子文结交，有望使宋在蒋介石面前为他美言。此外，杨将军还希望宋子文能协助陕西引进外资，以促进西北地区的开发。因此，我秉持杨将军的旨意，历经波折，费尽心思，终于与宋子文的关系日渐亲密。宋子文也深知我深受杨将军信任，遂任命我为西安经济处处长。由此，我赢得了宋子文的信任。在此期间，我借助宋子文的关系，为陕西争取到了一笔巨额资金，用于开发西北资源，推动铜川煤矿的发展。杨将军命我四处奔波，联合一切对蒋介石不满的力量，与北方将领商讨组建反蒋大同盟。我曾三次前往冀察、山东、山西等地。”
1934年4月25日，在郭增恺的热心促成下，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宋子文莅临陕西进行实地考察。杨虎城将军亲自担任向导，引领宋子文参观了西安诸多著名的历史文化遗址，包括省立第一图书馆、民众教育馆以及考古会等地。次日，即4月29日，杨虎城在城西关外的大操场邀请宋子文检阅驻省垣的十七路军各部队。宋子文先行骑马巡阅，随后两人一同登台，观摩了分列式的检阅。在宋子文发表演讲之际，杨虎城致以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并在演讲结束后表达了诚挚的谢意。此次参观与考察，给宋子文留下了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印象，同时也对他产生了良好的个人好感，为杨、宋二人的未来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领略了郭增恺的非凡才华后，杨虎城曾特地对其子杨拯民叮嘱道：“郭参议的学识颇丰，若有机缘，务必多加亲近，向他请教。”杨拯民在回忆中提及：“或许正是父亲希望我向他学习的期望，他曾向郭参议透露过，此后，郭参议便时常抽空带我前往书店选购书籍和刊物，赠予我；又带我至东大街新开张的西餐馆品尝西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成为了忘年之交。尽管他比我父亲年轻几岁，我还是亲切地称他为郭叔。”
“在1936年1月，父亲于国民党五中全会落幕不久，自南京返抵西安不久，便立刻与张学良将军一同前往榆林，那里他们拜访了井岳秀与高桂滋，随后更是乘坐飞机前往山西太原，与阎锡山进行会晤。”
父亲抵达太原三天后，紧急向西安发送了一封电报，声称在太原不幸生病，要求郭增恺和我火速前往。勤务兵在同学家找到我，告知：“郭参议有急事需要你立刻前往。”我立刻行动，赶往新城南门外的交际处——郭增恺的住所。郭增恺告诉我：“你父亲在太原生病，需要我们立刻前往。省立医院的石介人院长已经乘坐飞机先行，我们则乘坐火车前往。”他还提醒说，同蒲路火车上没有暖气，让我多穿些衣物。当天晚上，我们便启程前往太原。一整夜的火车行程后，天未亮我便醒来，但郭叔仍在沉睡，我不忍心打扰他。等到他醒来后，我询问为何潼关已过却未见换车，他解释道同蒲路还未开通，我们现在正在走郑太线，需先到郑州换乘，再通过平汉铁路到石家庄，最后再转车前往太原。由于需要换乘，我们分别在郑州和石家庄各停留了一晚。
“哎呀！赵先生乃南京青年会总干事，真是幸会！幸会！”当时我确实感到困惑，不明所以，却又不便发问。后来听闻，郭叔备有多种职务的名片，专为旅途中的应酬所备。
抵达太原后，杨拯民发现父亲身体状况良好，并无生病的迹象。正当他感到疑惑之时，杨虎城向他解释道：“此次前来山西，旨在说服阎锡山将军及其部属支持并参与抗日。此任务需广泛接触各方人士，开展多角度的工作。鉴于张副司令不便在晋地久留，我便决定多停留几日。为掩人耳目，恰巧那两天我也感到些许不适，便借此病态之名多逗留几日。邀请郭先生及你一同前来，一来是为了营造舆论，证实我的确患病（事后，确实有报纸报道了‘杨虎城在晋地患病，其子前来探望’的消息）；二来是鉴于山西各方势力错综复杂，我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接触，以期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共识。考虑到郭先生在山西人脉广泛，正好可以协助我推进这项工作。”
郭增恺因《活路》事件遭秘密拘捕，杨虎城对此向宋子文与邵力子严正地质问：“郭乃我之友人，我曾向他推荐担任宋子文先生的经济处长，他究竟有何罪过？蒋介石要抓他岂非易如反掌？只需一纸电令，我即刻将他送往南京，何必采取逮捕措施，且事后亦未通知我？”当时，宋子文对于逮捕郭增恺的原因同样感到困惑。
杨拯民对于郭增恺的意外消失感到极度震惊。他向父亲询道：“郭叔叔是不是共产党员？”“绝非如此！”杨虎城对儿子的疑问给予了坚决的否定。
03、与宋子文同往西安调解
一是同意宋子文以私人身份立即飞往西安，营救蒋介石；二是同意自12月12日至22日暂时停止对西安的轰炸，但在此期间，张学良、杨虎城所部不得向南方移动。
‘此行充满艰辛，我预感到张、杨的言辞将难以应对，你先设法说服虎城，因为你与他沟通最为顺畅。若虎城有所松动，我们再行游说张学良。’”
12月20日清晨，宋子文率领的代表团抵达西安，张学良与杨虎城亲临机场，热情迎接。张学良向宋子文透露，西安方面已拟定谈判条款，并准备与南京展开对话。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宋子文得以单独觐见蒋介石，并获准与蒋进行私密交谈。在西安逗留期间，宋子文曾两次单独与蒋介石会面，向其呈递了宋美龄和孔祥熙的信件，并汇报了南京的最新动态。
宋子文在回忆西安事变时曾言：“我独自前往拜见委员长，他深受感动，泪水夺眶而出。我竭力安慰他，并向他保证，他并未遭受任何羞辱，事实上，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他，并对他表示同情。”
“唯有和平解决。”这次事件不仅由张、杨二人发动，还得到了全体官兵的一致支持。张、杨二人团结一致，而南京方面许多人则计划并希望他们分裂，但这不仅不可能，而且充满了极大的危险。
‘兵谏的目的在于让蒋介石停止内战，领导抗日，绝不会对他下杀手。你可以告诉宋先生，让他好言相劝蒋介石。’我将杨将军的这番话转述给了宋子文。”
当时得知周恩来身处西安，我便对宋子文说道：“周恩来如今正驻足西安，无论其主张如何，他都是关键人物，你应当优先与他接触。”宋子文回应道：
“一旦周恩来到来，西安的局势恐怕会更加棘手，我推测他的观点未必与我们一致。”我则说道：“共产党始终秉持团结抗日的宗旨，他们早已公开发表了宣言，不会因私怨而置国家大义于不顾，不妨给予他们一个机会。我相信共产党与我们立场相近，张、杨两位将军的工作也将变得更为顺畅。”
宋子文陪同郭增恺返抵南京，向各方人士阐述了西安方面的立场与态度，以及蒋介石的意向。随后，在1936年12月22日，宋氏兄妹坚定地克服了种种异议，带领端纳、蒋鼎文、戴笠等一行人飞赴西安，着手与当地展开严肃的谈判。
宋家兄妹受蒋介石之命，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展开了为期两日的谈判。经过一番努力，双方最终达成了六项共识，并获得蒋介石的首肯。
12月25日，蒋介石自西安启程返回南京。曾为解救蒋介石立下赫赫战功的郭增恺，随宋子文一同回到南京，却未获任何嘉奖，反而被戴笠拘捕，继续监禁。原来，南京方面视郭增恺为制约杨虎城的棋子。
04、周恩来客人，联络子文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得益于宋子文的周旋，郭增恺重获自由。在抗战期间，他被胡宗南聘请为十七军团的顾问，实则被软禁于西安。1945年以后，郭增恺曾担任宋子文的秘书、上海招商局的顾问，以及国民党广东省的顾问。到了1946年，他赴香港，成为永安药堂与《星岛日报》的顾问。1948年以后，他开始投身于专栏写作。
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宋子文于1949年1月去香港，随后侨居美国纽约。郭增恺作为宋子文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重要联络人就居留在香港。宋子文移居美国后依然经常去香港，到香港就一定要见郭增恺交换对时局的看法。
1956年后，中共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郭增恺开始作为周恩来的客人，以参加五一节和国庆节活动的名义来往于香港和北京之间，实际上担任起了周恩来与宋子文之间的政治联络员，“文革”时期也一直没有间断。
1959年，郭增恺受邀赴北京，参与那场隆重的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盛典。在活动中，他获得了一本描绘祖国十年变迁的摄影集《中国》。返港后，他急切地将此画册寄往美国，期望宋子文能通过它一窥祖国大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一个月后，郭增恺接到了美国海关的通知，得知画册已被扣押。当时正值东西方“冷战”激烈之际，任何宣传中国大陆的材料均被禁止进入美国。次年，在香港重逢老友宋子文时，宋子文出示了美国海关同样的一份没收通知，询问郭寄送了何物。得知是一册展现大陆现状的画册后，宋子文显得颇为遗憾。
周恩来对郭增恺——自五四时期便结为挚友的同志——始终给予极高的重视。自1956年起，直至20世纪70年代，近二十载光阴，每逢郭增恺莅临北京，周恩来无不亲自接见，借此机会探询宋子文以及台湾其他人士的近况，并倾听海外友人对大陆的见解。
宋子文亦深知郭增恺的“大陆”渊源，频繁委托其传达对周恩来的诚挚问候。
昔日，大陆方面热切期望宋子文能效仿李宗仁，叶落归根，这一愿望经由郭增恺不断向宋子文传达。遗憾的是，1971年，宋子文因疾病突发而离世，使得双方的联系戛然而止。关于这段横跨大陆与香港的秘密联络历程，郭增恺以“默默耕耘，不求闻达”为座右铭，在生前始终未曾向外界透露半分。
《热风》感言引两岸波澜
1955年，郭增恺怀着对故友杨虎城的深切怀念以及对历史的深厚责任感，以罕见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撰写了《一个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西安事变十八周年感言》这部二十万言巨著。该文在香港《热风》杂志上连载，首次从全新的视角系统性地披露了西安事变的真相。郭增恺的这篇文章一经发表，便揭穿了蒋介石长期掩盖事变真相、捏造与扭曲历史事实的诸多谎言，在国内外引发了强烈反响和巨大震动。
蒋介石急了。为了继续维持自己的脸面和谎言，他想起利用已被他软禁20年之久的张学良。1956年11月13日，蒋介石单独召见负责管理张学良的保密局少将刘乙光，询问张学良的读书、身体及年龄，命刘乙光向张学良宣布两项禁令：不准收听中共广播；不准同警卫人员接近。紧接着又下达了让张学良写出西安事变回忆的指令。张学良在日记中这样记述：“老刘（刘乙光——编者注）前日连夜去台北。今日返，午夜后来余屋，告知我，彼系被总统召见，告他令我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再三嘱咐要真实写来，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言后又再告刘嘱余要安静。”
1956年12月18日，刘乙光抵达台北，亲手将张学良撰写的回忆长信递交给蒋介石。紧接着的20日，蒋介石立刻传唤刘乙光，并指示他将郭增恺的文章转交给张学良，并要求张学良在回忆录中对文章进行反驳：“这篇文章（即郭增恺之作）与我二人皆有牵连，务必澄清事实，以昭示后人。”从谈话中，刘乙光感受到蒋介石对此事的态度非常急切。
为完成蒋介石任务，张学为了完成任务，良不得不对回忆部分进行了一番修订，并另行撰写了一篇文章以交上差事。
蒋介石手握这篇针对郭某的檄文，心中那份忐忑终于得以平息，他没有急于催促张学良续写。因为张学良已为他提供了历史政治上的“保险单”——《西安事变回忆》。凭借对张学良的深入了解与掌控，只要张学良亲笔记录，他便会坚守到底，不再翻案。当年参与谈判的杨虎城已被残忍杀害，张学良沦为“笼中之鸟”，自此，西安事变的历史便掌控在他手中。然而，他未曾料想，40年后，宋子文以英文记录亲身经历西安事变的经过，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公之于众，揭露了他精心编织的《对张、杨训词》、《西安半月记》等谎言。
自1957年年初始，张学良无奈之下，遵从蒋介石的指令，着手撰写内容更为广泛的回忆录。不久，这些内容便流传至大陆，在相关人士中激起了轩然大波。众多人对张学良怀有深厚的感情与了解，纷纷对此回忆录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甚至断言它是台湾方面完全捏造的。唯有周恩来洞悉真相，在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的招待会上，他欣然采纳了杨虎城之子杨拯民的建议，于大陆成立了高规格的西安事变资料征集机构，由此开启了对该历史事件深入研究的序幕。
毋庸置疑，郭增恺的《一个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重燃了海峡两岸国共双方对西安事变的深刻关注。他对西安事变的贡献，不仅限于那个时代，更在于他不懈地探寻历史真相的执着追求。
1980年，郭增恺重返北京，安家落户。此后，他先后担任了第四届全国政协的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的常委，以及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及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
